值得慶幸的是，水俁病沒有在中國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了解水俁病的基本情況，卻很難像許多日本人那樣對水俁病等公害深感切膚之痛。
百聞不如一見。筆者今年隨“中國青年豐田環境保護獎”獲獎者訪日交流團,參觀水俁病資料館，聽坐輪椅的受害者講述父母慘死、自己殘疾的經歷，獲悉更多細節，生發諸多感慨。
資料顯示，日本氮肥公司設在水俁市的氮化工廠1909年投產后，每年直接向海里排放大量工業廢水，水俁市當局從未制止；后來魚蝦、貓狗相繼死亡，受有機汞污染的海水卻呈現想象不到的清澈，有關部門依然無動于衷；直到上世紀50年代大范圍的居民患同一癥狀的疾病，人們才猛醒，專家們才開始研究病因。這說明公害往往有較長時間的積累過程，小害不治，大害必至。
一味追求經濟增長，必然漠視污染的危害，應對遲緩。從1956年正式確認水俁病，到1963年專家公布研究報告，再到1968年日本政府公布關于水俁病的正式解答，居然慢慢吞吞過了13年。
事關民生的環境公害，不僅直接加害一批無辜者，而且加重社會矛盾，造成嚴重的“并發癥”。由于水俁市70%—80%的居民以工廠為生，就是身受其害的患者群體中，也有2/3的人因擔心家庭和親友的生計受到影響而放棄抗爭。這樣，患者和企業，患者與市民產生尖銳矛盾，患者及其支持者質疑政府及企業，社會一度彌漫信任危機，環境公害傷害了整個社會。
對受害者的高額賠償使得日本氮肥公司發展的步子非常沉重。2005年，公司的時任社長在北京演講時痛心地說：“企業絕不能引發公害問題，否則對企業是致命摧殘。”
反思公害，再多也不為過。對于我們來說，日本朋友的告誡更需慎思：日本今天的發展是建立在水俁病等公害事件的痛苦之上的，亞洲各國千萬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轍，只顧經濟增長，而犧牲環境和國民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