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遏制礦難是綜合治理的問題，刑罰適用具有最后性。我國針對煤礦安全生產領域的犯罪已建立起較為嚴密的法網，但并未預防礦難的發生。煤礦安全生產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執法不嚴，有罪不完，有違刑罰的必定性，使刑法的功能喪失。只有通過提高破案率、定罪概率，營建獨立執法的運行機制，實現刑罰的必定性，對煤礦生產的一切犯罪行為無倒外地適用刑罰，才能發揮刑法對礦難的遏制作用。
關鍵詞：刑罰必定性；煤礦安全；刑法的功能
煤礦生產領域的違法行為是需要綜合治理的問題，只有出現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時，才需要運用刑法進行否定評價，規定為犯罪并通過刑罰加以懲處。我國1997年刑法和相應刑法修正案，對煤礦生產領域已設置了較為嚴密的法網，建立起疏而不漏的刑法體系，如果依法追究非法煤礦業主及相關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理應會有效地預防礦難的發生。但是，國家安監局官方公布的一組數據表明：煤礦企業2000年發生傷亡事故2863起，死亡5798人；2001共發生死亡事故3082起，死亡5670人；2002年共發生死亡事故4344起。死亡6995人；2004年發生各類傷亡事故3853起，死亡6009人。與2004年相比，2005年全國煤礦事故率和死亡率分別上升34.9％和66.6％。僅2006年11月，發生煤礦安全事故107起，死亡388人。煤礦安全在礦難后被一次次地強調，有關的煤礦業主及相關責任人員也被追究了刑事責任，然而卻沒能遏制更大礦難的發生。實現定罪的準確性和刑罰的必定性，對煤礦生產領域的一切犯罪行為無例外地適用刑罰，才能發揮刑法對礦難的遏制作用。
1 刑罰必定性與預防犯罪
國家規定犯罪并對犯罪人適用刑罰，不可能是無目的的，正如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指出的那樣，刑罰只要是國家的，就不可能是原始本能、沖動的東西，其自身一定會有某種必要性和目的。我國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包括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早在18世紀，功利主義法學派就認為，刑罰的正當性在于它們所產生的利益。1764年，貝卡里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中指出，刑罰的目標應是預防犯罪而不是懲罰犯罪，“刑罰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殘折磨一個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業已犯下的罪行。”“刑罰的目的僅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規誡他人不要重蹈覆轍。”“預防犯罪比懲罰犯罪更高明，這乃是一切優秀立法的主要目的。”貝卡里亞既從反面駁斥了主張刑罰的目的在于懲罰或贖罪的報應論；同時，又從正面論證了刑罰的目的只能是特殊預防亦即阻止罪犯再重新侵犯公民與一般預防亦即規勸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
貝卡里亞認為實現刑罰的預防目的依賴三個原則，即刑罰的必定性(不可避免性)、刑罰與犯罪相適應、刑罰的及時性。要維護刑罰的必定性，就要使罪犯不可避免地受到刑罰，任何人都難脫法網。從而在觀念上建立起犯罪與刑罰的必然因果關系。“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即使刑罰是有節制的，它的確定性也比聯系著一線不受處罰希望的可怕刑罰所造成的恐懼更另人印象深刻。”“如果讓人們看到他們的犯罪可能受寬恕，或者刑罰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結果，那么就會煽惑起犯罪不受處罰的幻想。”邊沁斷言，“除非存在免受懲罰之希望。否則沒人愿意去犯罪。如果刑罰恰好是由罪行之獲利而產生，且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不會有人犯罪了。”因此，他主張“刑罰的確定性越小，其嚴厲性就應該越大”，相反，“刑罰越確定，所需嚴厲性越小。”在這里，邊沁是將刑罰的必定性與嚴厲性作為兩個互補因素而提出。我國古代法學家沈顏也指出：“夫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乎必刑，必刑雖不重民戒，不刑則雖重而民怠。”現實生活中，若某類犯罪行為的追訴率很低，即便刑法對這種犯罪規定的刑罰很重，刑罰預防犯罪的目的也很難有效發揮，因為犯罪人在實施犯罪行為前逃避刑罰的期望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其對刑罰的恐懼，從而起到一種有效的心理安慰作用。相反，即使是寬和的刑罰，只要其承擔刑罰是難以避免的，也會對有犯罪意向的人起到強大的威懾作用。因為一旦刑罰加身，不但所獲得的犯罪收益將不能繼續擁有，還要接受來自社會的否定評價。在人們仍對犯罪深惡痛絕的時代，這種社會否定評價所形成的威懾力甚至不亞于刑罰本身。所以即便刑罰并不特別嚴厲，但只要它是難以避免的，也能有效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
德國刑法學家費爾巴哈的心理強制說在一定程度上為刑罰必定性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一學說認為，人作為自然的存在者，無不生活在感性世界，人具有追求快樂、逃避痛苦、計較利害輕重的本能，正是這種追求犯罪時獲得快樂的感性沖動促使人們犯罪。為了防止犯罪，就需要抑制人們這種感性沖動。“所以，國家通過感性本身，使作用于感性的手段不能存留。趨于行為的傾向，由于具有反對的傾向而揚棄；即趨于行為的感性的沖動，由于其他的感性的沖動而揚棄。”也就是說，人們的心理往往會受到刑法的作用和影響。一方面，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確信，當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最嚴重的損害時，將會受到刑法的最后保護，另一方面，社會上極少數潛在犯罪人則確信當自己實際實施犯罪行為時，最終會必然受到刑法的懲治。但刑法給社會成員心理上的這種確信程度，取決于刑法本身被實際實施的情形，尤其取決于刑罰的必定性。
2 刑罰必定性在煤礦安全生產領域的意義
2006年5月18日，山西省左云縣張家場鄉新井煤礦發生特別重大透水事故。事故發生時，井下礦工有266名，其中210名在事發后幾小時內艱難逃出。有56名礦工被困井下，生死不明。事故發生后，礦主及相關責任人不是積極組織搶救，而是隱瞞事故，隱匿知情人，抽逃和轉移資金，銷毀財務和銷售臺賬，刪除計算機數據資料。隨著調查的深入，發現這個礦井幾年前就出現大量違法問題：第一，盜采國家資源。國土資源部門只批準這個煤礦開采4號煤層，但實際上，這個煤礦幾年來一直在越層開采8號層、14-1、14-2號層等多個煤層。同時，國土資源部門批準這個煤礦的井田面積為0.4485km2，但這個煤礦一直非法越界開采相鄰國有煤礦的資源。該礦主僅2005年盜采國家資源就獲利上億元。第二，超強度生產。這個煤礦核定年生產能力9萬t，但據調查，僅2006年上半年兩個半月時間，該煤礦產量達到15萬t，2005年生產約70萬t。一名礦工介紹，他們每天在井下工作12h以上，每個隊每月的指標經常在3000-4000t之間，如果完不成，就扣錢。根據山西省規定，年產9萬t的煤礦，每班井下人數不能超過29人，從查獲的資料看，這個礦日常每班井下人數少則200人，多則400人，超過規定人數10倍多。第三，安全設施不合格。據礦工介紹，他們根本沒有接受過安全培訓。井下有三輪車466輛，其中絕大多數是不防爆的；炸煤用的炸藥、雷管等由炮工自己購買、保管。自救器數量嚴重不足，僅有自80個還過期失效，唯一的一臺瓦斯監測儀器是擺設。第四，發現隱患，強令作業。一些礦工反映，早在事故發生前幾天，井下就出現了透水征兆，一些有經驗的工人不愿意下井，但包工頭強迫工人下井，誰不下去，罰款500元。
如此“五毒俱全”的煤礦，居然“六證齊全”，經過多少次整頓關閉依然存在，并且能夠長達幾年地違法、違規生產。這種現象在我國煤礦中絕非個別。一方面說明許多礦主為了獲取高額利潤，不惜鋌而走險；另一方面也說明刑法規定的嚴密決不是實現刑法目的唯一的條件。法律規定，可以說是一種“應然”，但現實生活中這些規范并不總是得到遵守和執行，一些人從經驗獲知，總有人會逃避懲罰。因此，再好的制度設計都只有通過實際適用于具體場合才能發揮作用。正如列寧所言：“懲罰的警作用決不是看懲罰的嚴厲與否，而是看有沒有人漏網。重要的不是嚴懲罪行，而是使所有的罪案都真相大白。”目前，我國煤礦安全生產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執法不嚴，有罪不究，有違刑罰的必定性，使刑法的功能喪失殆盡。
首先，刑法的威懾功能難以實現。刑法之所以對“礦難”有威懾力，不僅因為它對煤礦安全生產中的犯罪規定了刑罰，而且是因為這種規定在犯罪發生時能現實地使行為人遭受刑罰之苦。如果煤礦業主在長期的經營中發現，違法經營甚至出現安全事故后只要賠些錢，堵住死難家屬和有關部門的嘴，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被司法機關追訴的可能性極低，許多礦難發生后，犯罪行為都逃脫了刑法的追究，而被查獲的只是極個別的“倒霉”者。那么，越來越多的煤礦業主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心理就逐漸強化，抑制犯罪動機外化的心理逐漸弱化。那些“黑心”礦主就會在犯罪的時候看不到刑罰，從有罪不罰中體會不到刑罰的威懾，從而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懷有僥幸心理。許多犯罪人都是懷著能夠逃避刑罰處罰的僥幸心理實施犯罪行為的。在犯罪必理學中，僥幸心理是一種趨利避害的冒險的投機心理。行為人在認識上，認為自己極可能能夠成功，即使認為不一定成功，也決心要付諸于實施。在犯罪以前，僥幸必理表現得最為明顯。許多案犯在犯罪心理形成和實施犯罪的過程中。一方面懼怕失敗，另一方面又自我安慰。犯罪的僥幸心理會隨著作案的成功經驗而增強。從某種意義上說，僥幸心理是支配犯罪人的一種最重要的心理。而破除僥幸心理的重要途徑，就是刑罰的必定，在犯罪與刑罰之間建立起必然的因果聯系。
其次，刑法的教育功能大大減損。對煤礦生產領域的犯罪分子適用刑罰，本來對這些犯罪分子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使受到刑罰的人感到刑罰是實施犯罪行為的必然后果，遭受刑罰是自己罪有應得；同時，也可以使廣大人民群眾從刑罰的適用中看到社會正義的伸張和刑法對犯罪行為的否定。但是如果多數違法犯罪的煤礦業主和責任人都沒有受到刑罰處罰，那么受到處罰的人就不會認為自己所受到的刑罰是罪有應得，反而會認為對自己不公平；社會上的其他人也會同情或憐憫受到刑罰的人。在這種認識中，刑法的教育功能也就蕩然無存。
3 刑罰必定性在煤礦安全生產領域的實現
執法不嚴、有罪不究現象的存在，形成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要改變這種現象，我們應當從以下方面入手：
(1)努力提高破案率、定罪概率。長期以來，犯罪黑數高、定罪概率偏低是我國刑事司法實踐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據有人測算，我國的總體定罪概率低于5％。由于煤礦生產的特殊性，定罪率還遠低于這個數字。正是由于因犯罪所獲取的利益同受懲處的風險相比，存在著巨大的反差，促使許多礦山負責人陷入犯罪的泥潭，嚴厲刑罰的震懾力往往被法網疏漏所導致的僥幸心理而抵銷。為有效控制該類犯罪，必須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應著重體現在強化刑罰的確定性，打消潛在犯罪人的僥幸心理，讓他們看到刑罰是犯罪的必然結果。鑒于煤礦生產中犯罪案件隱蔽性強、偵查難度大的特點，應專門立法，對此類案件的查處程序、偵查措施、證據規則及舉報制度等作出特別規定，以促成案件的偵破。
(2)營建獨立執法的運行機制。每一個礦難的發生，背后總與當地政府的某些官員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案件的查處、懲辦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阻力。因此，嚴格執法的前提是司法主體能夠獨立自主地作出決定。首先應當排除來自與礦主或相關責任人有著密切聯系的當地政府組織的干預。如果讓他們操縱著刑事司法權的行使，刑事司法就沒有公正、理性可言。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在刑事訴訟中對于自己職責范圍內的事項，應當具有獨立自主地作出處理決定的權力。其次，確立“刑事優先”的原則。在我國煤礦生產領域，對于某些刑法規定構成犯罪的案件，有權管轄的司法機關有時卻沒有啟動司法程序的決定權。例如，對于安全執法活動中發現的犯罪，行政執法機關移送到偵查機關的，偵查機關才能立案偵查；沒有移送的，偵查機關往往不能自行決定立案偵查。因此，為了減少有罪不究的現象，有必要在各種處理程序中確立“刑事優先”原則，即在一切調查處理程序中發現有犯罪事實存在時應當首先由有權管轄該案件的偵查或者司法機關依照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追究。第三，建立法官獨立的制度。如果司法人員常常因為在辦理案件的過程中沒有接受上級甚至是外界某些權威人士的指令而被調離工作崗位或者不能正常晉升，司法人員與其上級之間就必然會形成某種人身依附關系，在這種人身依附關系存在的時候和地方，司法獨立就無從談起，司法腐敗必然滋生，賦予司法人員再大的權力都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3)樹立瀆職責任新理念。刑事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的職責就是追究犯罪。如果在煤安全生產領域發生案件不偵查、對犯罪行為不追究，對于刑事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來說，這種司法不作為本身就是瀆職。因此，要改變過去那種只有工作失誤造成重大損失的才算瀆職的觀念，樹立有案不查、有罪不究就是瀆職的新理念，應當把管轄范圍內的犯罪是否受到了有效地追訴作為衡量刑事司法系統工作優劣的標準之一。如果有報案而推諉不立，或立案后不積極偵查，或者審判不公正應當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這樣才能防止刑事司法權的濫用。
(4)增強相關群體特別是礦工的法律意識，消除冷漠、隔閡。大部分煤礦企業工人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識，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權益，更不具備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對于違法行為不舉報，發生刑事案件后不報案，審判時不作證。因此，應當增強礦工的法律意識，提高他們的維權意識。讓礦工們一旦發現有違法犯罪行為，能夠及時報案，并且在偵查中能夠積極配合公安司法機關的調查取證。同時應當引起高度關注的是普通民眾對周圍的黑暗漠然無視。在眾多煤礦安全事故中，違法犯罪行為已延續多年，相關知情者事不關已，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知情不報。這種群體性的冷漠癥，對惡行的容忍、習以為常絕非偶然，似乎可以歸結為國民性的特征之一。1701年，一位在中國住過的法國人談到中國人，稱之為一個只怕皇帝，只愛錢財，對一切有關永恒的主題都無動于衷，漠不關心的民族。這種群體性冷漠，這種喪失了辨別是非能力的“心盲”值得我們警惕。
關鍵詞：刑罰必定性；煤礦安全；刑法的功能
煤礦生產領域的違法行為是需要綜合治理的問題，只有出現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時，才需要運用刑法進行否定評價，規定為犯罪并通過刑罰加以懲處。我國1997年刑法和相應刑法修正案，對煤礦生產領域已設置了較為嚴密的法網，建立起疏而不漏的刑法體系，如果依法追究非法煤礦業主及相關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理應會有效地預防礦難的發生。但是，國家安監局官方公布的一組數據表明：煤礦企業2000年發生傷亡事故2863起，死亡5798人；2001共發生死亡事故3082起，死亡5670人；2002年共發生死亡事故4344起。死亡6995人；2004年發生各類傷亡事故3853起，死亡6009人。與2004年相比，2005年全國煤礦事故率和死亡率分別上升34.9％和66.6％。僅2006年11月，發生煤礦安全事故107起，死亡388人。煤礦安全在礦難后被一次次地強調，有關的煤礦業主及相關責任人員也被追究了刑事責任，然而卻沒能遏制更大礦難的發生。實現定罪的準確性和刑罰的必定性，對煤礦生產領域的一切犯罪行為無例外地適用刑罰，才能發揮刑法對礦難的遏制作用。
1 刑罰必定性與預防犯罪
國家規定犯罪并對犯罪人適用刑罰，不可能是無目的的，正如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指出的那樣，刑罰只要是國家的，就不可能是原始本能、沖動的東西，其自身一定會有某種必要性和目的。我國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包括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早在18世紀，功利主義法學派就認為，刑罰的正當性在于它們所產生的利益。1764年，貝卡里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中指出，刑罰的目標應是預防犯罪而不是懲罰犯罪，“刑罰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殘折磨一個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業已犯下的罪行。”“刑罰的目的僅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規誡他人不要重蹈覆轍。”“預防犯罪比懲罰犯罪更高明，這乃是一切優秀立法的主要目的。”貝卡里亞既從反面駁斥了主張刑罰的目的在于懲罰或贖罪的報應論；同時，又從正面論證了刑罰的目的只能是特殊預防亦即阻止罪犯再重新侵犯公民與一般預防亦即規勸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
貝卡里亞認為實現刑罰的預防目的依賴三個原則，即刑罰的必定性(不可避免性)、刑罰與犯罪相適應、刑罰的及時性。要維護刑罰的必定性，就要使罪犯不可避免地受到刑罰，任何人都難脫法網。從而在觀念上建立起犯罪與刑罰的必然因果關系。“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即使刑罰是有節制的，它的確定性也比聯系著一線不受處罰希望的可怕刑罰所造成的恐懼更另人印象深刻。”“如果讓人們看到他們的犯罪可能受寬恕，或者刑罰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結果，那么就會煽惑起犯罪不受處罰的幻想。”邊沁斷言，“除非存在免受懲罰之希望。否則沒人愿意去犯罪。如果刑罰恰好是由罪行之獲利而產生，且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不會有人犯罪了。”因此，他主張“刑罰的確定性越小，其嚴厲性就應該越大”，相反，“刑罰越確定，所需嚴厲性越小。”在這里，邊沁是將刑罰的必定性與嚴厲性作為兩個互補因素而提出。我國古代法學家沈顏也指出：“夫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乎必刑，必刑雖不重民戒，不刑則雖重而民怠。”現實生活中，若某類犯罪行為的追訴率很低，即便刑法對這種犯罪規定的刑罰很重，刑罰預防犯罪的目的也很難有效發揮，因為犯罪人在實施犯罪行為前逃避刑罰的期望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其對刑罰的恐懼，從而起到一種有效的心理安慰作用。相反，即使是寬和的刑罰，只要其承擔刑罰是難以避免的，也會對有犯罪意向的人起到強大的威懾作用。因為一旦刑罰加身，不但所獲得的犯罪收益將不能繼續擁有，還要接受來自社會的否定評價。在人們仍對犯罪深惡痛絕的時代，這種社會否定評價所形成的威懾力甚至不亞于刑罰本身。所以即便刑罰并不特別嚴厲，但只要它是難以避免的，也能有效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
德國刑法學家費爾巴哈的心理強制說在一定程度上為刑罰必定性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一學說認為，人作為自然的存在者，無不生活在感性世界，人具有追求快樂、逃避痛苦、計較利害輕重的本能，正是這種追求犯罪時獲得快樂的感性沖動促使人們犯罪。為了防止犯罪，就需要抑制人們這種感性沖動。“所以，國家通過感性本身，使作用于感性的手段不能存留。趨于行為的傾向，由于具有反對的傾向而揚棄；即趨于行為的感性的沖動，由于其他的感性的沖動而揚棄。”也就是說，人們的心理往往會受到刑法的作用和影響。一方面，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確信，當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最嚴重的損害時，將會受到刑法的最后保護，另一方面，社會上極少數潛在犯罪人則確信當自己實際實施犯罪行為時，最終會必然受到刑法的懲治。但刑法給社會成員心理上的這種確信程度，取決于刑法本身被實際實施的情形，尤其取決于刑罰的必定性。
2 刑罰必定性在煤礦安全生產領域的意義
2006年5月18日，山西省左云縣張家場鄉新井煤礦發生特別重大透水事故。事故發生時，井下礦工有266名，其中210名在事發后幾小時內艱難逃出。有56名礦工被困井下，生死不明。事故發生后，礦主及相關責任人不是積極組織搶救，而是隱瞞事故，隱匿知情人，抽逃和轉移資金，銷毀財務和銷售臺賬，刪除計算機數據資料。隨著調查的深入，發現這個礦井幾年前就出現大量違法問題：第一，盜采國家資源。國土資源部門只批準這個煤礦開采4號煤層，但實際上，這個煤礦幾年來一直在越層開采8號層、14-1、14-2號層等多個煤層。同時，國土資源部門批準這個煤礦的井田面積為0.4485km2，但這個煤礦一直非法越界開采相鄰國有煤礦的資源。該礦主僅2005年盜采國家資源就獲利上億元。第二，超強度生產。這個煤礦核定年生產能力9萬t，但據調查，僅2006年上半年兩個半月時間，該煤礦產量達到15萬t，2005年生產約70萬t。一名礦工介紹，他們每天在井下工作12h以上，每個隊每月的指標經常在3000-4000t之間，如果完不成，就扣錢。根據山西省規定，年產9萬t的煤礦，每班井下人數不能超過29人，從查獲的資料看，這個礦日常每班井下人數少則200人，多則400人，超過規定人數10倍多。第三，安全設施不合格。據礦工介紹，他們根本沒有接受過安全培訓。井下有三輪車466輛，其中絕大多數是不防爆的；炸煤用的炸藥、雷管等由炮工自己購買、保管。自救器數量嚴重不足，僅有自80個還過期失效，唯一的一臺瓦斯監測儀器是擺設。第四，發現隱患，強令作業。一些礦工反映，早在事故發生前幾天，井下就出現了透水征兆，一些有經驗的工人不愿意下井，但包工頭強迫工人下井，誰不下去，罰款500元。
如此“五毒俱全”的煤礦，居然“六證齊全”，經過多少次整頓關閉依然存在，并且能夠長達幾年地違法、違規生產。這種現象在我國煤礦中絕非個別。一方面說明許多礦主為了獲取高額利潤，不惜鋌而走險；另一方面也說明刑法規定的嚴密決不是實現刑法目的唯一的條件。法律規定，可以說是一種“應然”，但現實生活中這些規范并不總是得到遵守和執行，一些人從經驗獲知，總有人會逃避懲罰。因此，再好的制度設計都只有通過實際適用于具體場合才能發揮作用。正如列寧所言：“懲罰的警作用決不是看懲罰的嚴厲與否，而是看有沒有人漏網。重要的不是嚴懲罪行，而是使所有的罪案都真相大白。”目前，我國煤礦安全生產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執法不嚴，有罪不究，有違刑罰的必定性，使刑法的功能喪失殆盡。
首先，刑法的威懾功能難以實現。刑法之所以對“礦難”有威懾力，不僅因為它對煤礦安全生產中的犯罪規定了刑罰，而且是因為這種規定在犯罪發生時能現實地使行為人遭受刑罰之苦。如果煤礦業主在長期的經營中發現，違法經營甚至出現安全事故后只要賠些錢，堵住死難家屬和有關部門的嘴，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被司法機關追訴的可能性極低，許多礦難發生后，犯罪行為都逃脫了刑法的追究，而被查獲的只是極個別的“倒霉”者。那么，越來越多的煤礦業主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心理就逐漸強化，抑制犯罪動機外化的心理逐漸弱化。那些“黑心”礦主就會在犯罪的時候看不到刑罰，從有罪不罰中體會不到刑罰的威懾，從而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懷有僥幸心理。許多犯罪人都是懷著能夠逃避刑罰處罰的僥幸心理實施犯罪行為的。在犯罪必理學中，僥幸心理是一種趨利避害的冒險的投機心理。行為人在認識上，認為自己極可能能夠成功，即使認為不一定成功，也決心要付諸于實施。在犯罪以前，僥幸必理表現得最為明顯。許多案犯在犯罪心理形成和實施犯罪的過程中。一方面懼怕失敗，另一方面又自我安慰。犯罪的僥幸心理會隨著作案的成功經驗而增強。從某種意義上說，僥幸心理是支配犯罪人的一種最重要的心理。而破除僥幸心理的重要途徑，就是刑罰的必定，在犯罪與刑罰之間建立起必然的因果聯系。
其次，刑法的教育功能大大減損。對煤礦生產領域的犯罪分子適用刑罰，本來對這些犯罪分子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使受到刑罰的人感到刑罰是實施犯罪行為的必然后果，遭受刑罰是自己罪有應得；同時，也可以使廣大人民群眾從刑罰的適用中看到社會正義的伸張和刑法對犯罪行為的否定。但是如果多數違法犯罪的煤礦業主和責任人都沒有受到刑罰處罰，那么受到處罰的人就不會認為自己所受到的刑罰是罪有應得，反而會認為對自己不公平；社會上的其他人也會同情或憐憫受到刑罰的人。在這種認識中，刑法的教育功能也就蕩然無存。
3 刑罰必定性在煤礦安全生產領域的實現
執法不嚴、有罪不究現象的存在，形成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要改變這種現象，我們應當從以下方面入手：
(1)努力提高破案率、定罪概率。長期以來，犯罪黑數高、定罪概率偏低是我國刑事司法實踐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據有人測算，我國的總體定罪概率低于5％。由于煤礦生產的特殊性，定罪率還遠低于這個數字。正是由于因犯罪所獲取的利益同受懲處的風險相比，存在著巨大的反差，促使許多礦山負責人陷入犯罪的泥潭，嚴厲刑罰的震懾力往往被法網疏漏所導致的僥幸心理而抵銷。為有效控制該類犯罪，必須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應著重體現在強化刑罰的確定性，打消潛在犯罪人的僥幸心理，讓他們看到刑罰是犯罪的必然結果。鑒于煤礦生產中犯罪案件隱蔽性強、偵查難度大的特點，應專門立法，對此類案件的查處程序、偵查措施、證據規則及舉報制度等作出特別規定，以促成案件的偵破。
(2)營建獨立執法的運行機制。每一個礦難的發生，背后總與當地政府的某些官員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案件的查處、懲辦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阻力。因此，嚴格執法的前提是司法主體能夠獨立自主地作出決定。首先應當排除來自與礦主或相關責任人有著密切聯系的當地政府組織的干預。如果讓他們操縱著刑事司法權的行使，刑事司法就沒有公正、理性可言。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在刑事訴訟中對于自己職責范圍內的事項，應當具有獨立自主地作出處理決定的權力。其次，確立“刑事優先”的原則。在我國煤礦生產領域，對于某些刑法規定構成犯罪的案件，有權管轄的司法機關有時卻沒有啟動司法程序的決定權。例如，對于安全執法活動中發現的犯罪，行政執法機關移送到偵查機關的，偵查機關才能立案偵查；沒有移送的，偵查機關往往不能自行決定立案偵查。因此，為了減少有罪不究的現象，有必要在各種處理程序中確立“刑事優先”原則，即在一切調查處理程序中發現有犯罪事實存在時應當首先由有權管轄該案件的偵查或者司法機關依照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追究。第三，建立法官獨立的制度。如果司法人員常常因為在辦理案件的過程中沒有接受上級甚至是外界某些權威人士的指令而被調離工作崗位或者不能正常晉升，司法人員與其上級之間就必然會形成某種人身依附關系，在這種人身依附關系存在的時候和地方，司法獨立就無從談起，司法腐敗必然滋生，賦予司法人員再大的權力都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3)樹立瀆職責任新理念。刑事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的職責就是追究犯罪。如果在煤安全生產領域發生案件不偵查、對犯罪行為不追究，對于刑事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來說，這種司法不作為本身就是瀆職。因此，要改變過去那種只有工作失誤造成重大損失的才算瀆職的觀念，樹立有案不查、有罪不究就是瀆職的新理念，應當把管轄范圍內的犯罪是否受到了有效地追訴作為衡量刑事司法系統工作優劣的標準之一。如果有報案而推諉不立，或立案后不積極偵查，或者審判不公正應當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這樣才能防止刑事司法權的濫用。
(4)增強相關群體特別是礦工的法律意識，消除冷漠、隔閡。大部分煤礦企業工人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識，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權益，更不具備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對于違法行為不舉報，發生刑事案件后不報案，審判時不作證。因此，應當增強礦工的法律意識，提高他們的維權意識。讓礦工們一旦發現有違法犯罪行為，能夠及時報案，并且在偵查中能夠積極配合公安司法機關的調查取證。同時應當引起高度關注的是普通民眾對周圍的黑暗漠然無視。在眾多煤礦安全事故中，違法犯罪行為已延續多年，相關知情者事不關已，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知情不報。這種群體性的冷漠癥，對惡行的容忍、習以為常絕非偶然，似乎可以歸結為國民性的特征之一。1701年，一位在中國住過的法國人談到中國人，稱之為一個只怕皇帝，只愛錢財，對一切有關永恒的主題都無動于衷，漠不關心的民族。這種群體性冷漠，這種喪失了辨別是非能力的“心盲”值得我們警惕。
